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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崇祯十年三月，北京城的春天来得犹犹豫豫，宫墙外的柳梢才刚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新绿，文华殿内的空气却比腊月寒冰还要凝滞几分。

    御案上，来自宣大、蓟辽、乃至中原剿寇前线的军报、题本堆积如山，每一份都像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发出的沉重喘息。

    而此刻，让崇祯皇帝朱由检眉间那道“川”字纹愈发深陷的，正是几份关于宣大战事，特别是关于那个名叫韩阳的东路参将的最新奏报。

    一份是宣大总督卢象升的捷报兼请功疏。

    详细禀报了韩阳率东路军民，于桃花堡血战旬月，先后挫败岳托所部镶蓝旗主力强攻及长期围困，并最终趁虏骑主力北返、后方不宁之际，果断出击，尾追袭扰，毙伤俘获虏骑数百，夺回部分被掳百姓物资，迫使岳托未能达成全部掳掠目标，不得不加速北遁。

    卢象升极力赞扬韩阳“忠勇绝伦，调度有方，以孤城抗强虏，终全师保境，其功甚伟”，并附上了初步核验的斩获首级数目及东路将士请功名单，为韩阳及其部将请予重赏，并为伤亡将士请恤。

    另一份，则是由通政司转呈的数道御史、给事中的弹劾奏章。

    言辞激烈，直指韩阳。

    有弹其“擅启边衅，致虏大举入寇，宣大百姓遭殃”的；有劾其“守土无功，坐视广灵、蔚州等州县残破，独保一堡，岂非私心自用？”的；更有人翻出旧账，指其“在任东路以来，擅更祖制，私募精兵，耗费国帑无算，账目不清，凌虐军将，致东路人情汹汹，董其昌等将佐屡有怨言，恐生大变”。

    这几道弹章显然经过串联，互为佐证，将韩阳描绘成一个好大喜功、跋扈专权、不顾大局、甚至可能拥兵自重的边镇枭雄。

    还有一份，是宣大镇守太监王坤的密奏。

    语气暧昧，既承认韩阳“骁勇敢战，桃花堡之守确有微劳”，但又话锋一转，提及“然该将年轻气盛，不谙世事，与地方文武多有不协，用度亦显豪奢，虽云为公，然难免惹人疑窦。

    且其练兵之法，火器之利，迥异寻常，恐非朝廷定制，长久以往，未知其可。”

    监军太监的密奏，往往直达天听，分量极重。

    王坤这份奏疏，看似中立，实则将“跋扈”、“靡费”、“擅改祖制”的嫌疑坐得更实，还隐含了一丝对韩阳掌控“异法”兵器的警惕。

    三份奏报，摆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无比矛盾的韩阳形象。

    是力挽狂澜的忠勇虎将，还是祸国殃民的跋扈军阀？

    是朝廷该重赏激励的榜样，还是该严加约束、甚至查办的隐患？

    崇祯皇帝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御案，发出沉闷的嗒嗒声。

    他的目光在那几份奏章上来回移动，疲惫而锐利的眼眸深处，是深深的困惑、猜忌，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、对“能臣”的渴望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绪。

    “杨先生，卢象升的捷报，还有这些弹章，你都看过了。”

    崇祯的声音有些沙哑，看向侍立在下首的杨嗣昌。

    “回陛下，臣已仔细阅过。”

    杨嗣昌拱手，面容沉静。

    作为皇帝最倚重的阁臣之一，他深知此刻表态的关键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看？韩阳此人，是功是过？该赏该罚？”崇祯直接问道。

    杨嗣昌略一沉吟，缓缓道：“陛下，卢象升乃国家干城，其奏报当非虚妄。

    韩阳能于桃花堡拒岳托大军，保城不失，迫其退兵，此确为实在之功。

    于士卒，于边民，于朝廷体面，皆有益处。此功，当赏。”

    他先肯定了“功”，这是基于事实，也符合他“赏罚分明”的一贯主张。

    但随即，他话锋一转：“然，诸御史、给事中所言，亦非全为空穴来风。韩阳以参将之身，行事实过于刚猛急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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